「正義」需要付出代價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對許多事情感到不正義，可是當被問到「正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時，我們好像又沒辦法說清楚。當代的政治哲學家致力於回答這個問題，顯然，他們通常都給出不同的答案，而且彼此之間好像總是無法取得共識。但是，在「正義是什麼」這個問題上，至少有一件事是大家會同意的：正義就是「做對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那麼，什麼是「對的事情」？「對的事情」有哪些特徵？什麼是「對」的本質？

這些問題哲學家吵了很久，而且還會繼續吵下去。雖然，我目前無法精確的回答什麼是「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能夠在這邊釐清一些想法：

1. 對（right）不等於好（good）。兩者彼此之間沒有互相蘊含。

2. 對優先於好。兩者衝突時，應該選擇對的行為，而非好的行為（帶來好後果的行為）。

傳統上，最典型的將這兩種概念視為同樣概念的，大概可以回溯到效益主義。效益主義最核心的概念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一個行為是對的，若且為若，此行為能夠帶來最大的福祉（或者效益、利益等等）。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頗符合直覺的想法，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是具有說服力的。但是，我相信我們有更具說服力的例子，可以幫我們區分出對與好的差別。

想像這個例子：

有一天，在某個國家裡面突然發生連續殺人案，連續一年來，一直陸陸續續有人被殺（而且大家知道是同一個兇手幹的）。兇手很聰明，總是可以逃離警察的追捕，因此警察一直抓不到兇手。由於警察抓不到兇手，整個國家人心惶惶，許多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直到某一天，警察局長收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讓我們假設這個消息確實是可靠的，也是正確的），這個消息指出，這件案子的兇手已經離開這個國家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再回來。在這種時候，警察局長應該做的事情好像是公布這個消息，告訴民眾可以安心。但是，由於這個國家時常出爾反爾，所以人民不太信任政府，換言之，就算局長公布這個消息，人民大概也會覺得是政府抓不到兇手，隨便編一個謊言欺騙大眾。於是警察局長想了一個辦法，他到監獄裡面找一個沒人認得的罪犯（罪不致死的罪犯），用某種新開發的藥物讓他相信自己是殺人兇手，然後公開讓他在人民面前認罪，接著處死。看到罪犯當場認罪，然後被處死之後，大家都安心了。人民終於可以脫離恐懼的日子，正常的繼續生活下去。

在這個例子裡，警察局長做了一件可以帶來很大利益的行為，帶來了很好的後果。他的行為讓大家都可以繼續安心的生活，不用再擔心兇手繼續殺人。從效益主義的角度來看，他做了一件對的行為，但是，局長真的做的是一件對的行為嗎？我相信大多數人不會認為局長做的是對的行為。局長利用了那名罪犯，犧牲了那名罪犯的生命，這種懲罰遠遠高於那名罪犯所應該承擔的，這種行為絕對稱不上是對的行為。

反之，如果警察局長誠實的公布消息，告訴大家兇手已經離開了，不用再擔心了。結果，人民一點都不相信局長，接下來的幾個月，全國人民依然活在恐懼與陰影之中，無心於工作上，結果造成國家經濟的大衰退。在這種情況下，局長的舉動帶來了非常龐大的負面效益，帶來了很不好的後果。但是，我們好像無可否認的是，局長做的是對的行為。他誠實的公開了他收到的資訊（雖然人民不相信），他沒有為了找代罪羔羊而傷害其他人。

從上面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好的事情未必是對的事情；對的事情也未必是好的事情。那麼，到底在面臨兩者衝突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選擇做對的事情，還是應該選擇做好的事情呢？這個部份我先留白，讓讀者思考。（我個人的立場如上述：對的事情優先於好的事情）

接著，我要回到我的標題。如果我們同意對的事情未必會帶來好的後果；而正義就是做對的事情的話，那我們自然得要同意，有些時候，正義需要付出代價。

相信許多人看過關鍵報告這部電影，這部電影大意是：有三個可以預測犯罪的先知，預測準確率是100%，於是，國家利用這三個先知成立了犯罪防治局。一旦預測到有人即將要犯罪，犯罪防治局就會出動，將這些人以「即將犯下XX罪」的名義抓起來。顯然，這部電影探討的主題是：人是否應該為自己尚未犯下的錯誤負責？這些人雖然即將要犯罪，但是他們還沒有犯罪，我們可以因此處罰他們嗎？

類似的處境，我們可以思考我國針對酒駕的處罰，目前，我國對酒駕的罰則有越來越重的趨勢。與電影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先知可以100%預測這些酒駕者是否會傷害他人，我們只是因為他們很可能傷害他人而處罰。制定這樣的法律是否是正義的？

如果我們接受「人不應該為自己還沒有做的事情負責」這條原則，那麼我們好像得說這條法律是不正義的。就我而言，我接受這條原則。除非我們有其他理由可以處罰酒醉駕車者，否則，僅僅基於「他們很可能傷害他人」這條理由，不足以證成我們可以處罰他們。換言之，如果沒有其他理由，那麼處罰酒駕者是不正義的。如果我們要維護正義，我們只能在酒駕者傷害他人之後要他們負責。這樣做的代價很大，我知道。但是，有時候正義需要付出代價。


補充說明（一）5/16

很感謝大家提供的意見，許多意見都非常有用，也讓這個問題可以更清楚的浮現。我想在這邊就接收到的意見做一些補充。

有些人可能看到我用酒駕當例子，就覺得我反對酒駕。我其實個人不反對酒駕，我反對的是以「很可能傷害他人」為理由，處罰酒駕者。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有其他理由處罰酒駕者，比方說，當我們在考取駕照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行為視同和政府簽訂契約，契約內容是「開車的時候我會保持清醒」。在這種時候，酒駕是一種違約的行為，國家有處罰的正當性。

有些人提到「預防傷害」的概念，這真的是很好的意見。預防傷害與處罰在概念上需要區分，在手段上也一樣需要區分。就讓我引用底下的留言：「就好像我們會強制隔離SARS病人，預防他們傳染給別人；我們會強制要求精神病患接受醫療。」為了預防傷害，我們或許可以強制他人做某件事情，但是這不是處罰。既然不是處罰，在手段上就必須要有所限制。

可能會有人回應：酒駕者是自找的，他明明可以不喝酒，但是得SARS的人又不是自己要去染上疾病的。但是仔細分析的話，兩者之間的差別可能僅是程度的差別。比方說，有些人覺得自己喝酒不會喝醉，所以他繼續喝；有些人覺得他不洗手不戴口罩不會感染SARS，所以他沒做預防措施。有些人喝酒是遭受他人的強迫，不喝可能會丟工作，只好硬喝；有些人得SARS是出乎意料，事先沒有SARS的概念，所以無法預防。

我想說的是，如何算是「自己可以事先避免的」，其實是一個程度性的，而且模糊的概念。除非我們有很好的判準可以為每一個情況區分出差異，並且有不獨斷的理由支持某種程度以上的可避免性就應該處罰。否則，為了維持一致性，最好是通通不處罰。

我知道這種想法有非常大的爭議性，如果真的實踐了，大概無法避免會有很不好的後果。先讓我們將這種想法只放在哲學思考的層次，而不是實踐的層次（我不是冷血無情，也不是有精神問題的人啦）。

有些人提到妥協的問題。儘管我們通常認為「人不應該為自己還沒做的事情負責」，但是考量到外在環境的因素，我們大概無法100%實踐這個原則，因此，我們應該要做某種程度的妥協。我覺得這樣的說法是可以讓人接受的，但是，當我們妥協之後，我們就不能夠再義正嚴詞的自詡為這樣的做法就正義（或者說，完全的正義），我們應該要更謙虛一點。
 
如果我們覺得這不是在妥協，這些確實是正義的要求，那麼我們要思考的是，如果我們同意「對不等於好」，那麼在哪些情況下，我們可以接受「一個人應該要為自己可能會造成的傷害負責任，而且負責任的方式是被處罰（而非僅僅是被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