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MIT「道德機器」的統計，大眾並不太在乎「作為」（action）與「不做為」（inaction）之間的差異。但是這兩種情況的差異在哲學與法律上十分重要。（我所參與的人工智慧倫理學計劃收到的數據，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根據「道德機器」出版的論文，在超過四千萬筆決策中，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三個大集群（clusters）：西方集群（包含北美與西歐）、東方集群（包含東亞與伊斯蘭國家）與南方集群（包含拉丁美洲國家與部分法語國家）。
東方集群國家比起西方與南方，更傾向於讓小孩死亡，讓長者活下來。南方集群國家更傾向於讓肥胖者死亡，讓運動類型者活下來。在經濟分配較為不平等的國家傾向於讓商人活下來，讓流浪漢死亡。在高度重視法律的國家（如日本與德國）傾向於殺死違規者。
儘管文化會影響人們的決策，但總體而言，有一些傾向是跨國家與跨文化的，這樣的總體傾向可以劃分為三類：傾向於拯救人類的生命（比起動物的生命）、傾向於拯救更多的生命、傾向於拯救年輕的生命（雖然東方例外）。
另外，這篇文章也提到，在美國使用自動武器必須遵守的指導原則中，有一項原則是：不能在AI中內建「殺人決策」。換言之，當要使用自動武器殺人時，決策必須是人類下達的，不可以是AI下達。但是在自駕車的討論中，目前只有德國提出了類似的指導原則，這點或許跟德國過去的歷史有關，德國對於「讓誰死亡」這樣的決策特別敏感。
雖然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參與者的某些傾向依賴在他們所處的文化上。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讓當地政府自行決定自駕車的AI應該如何選擇？德國前法官Di
Fabio擔心這樣做可能會有很不好的結果。比方說，在未來，可能會有某些極權國家要求自駕車配合他們的社會評價制度（social-credit system），優先殺死社會評價較低的人。
然而，我們似乎又不可能完全無視不同地區人民的行為傾向差異，強迫讓大家都使用同一套自駕車評價系統。因此，這兩種思路要如何權衡，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最後，這篇文章用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收尾：
「道德機器」網站：
「人工智慧倫理學」網站：
https://aiethic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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