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反對自殺？又憑什麼可以自殺？(part 2)

這篇文章是這篇文章的接續，在第一部分張老師分別討論了自殺的概念以及反對自殺的宗教性理由，在這一個部分，張忠宏老師會將目標放在討論自殺的道德理由。


第四節　道德理由

說到反對自殺的道德理由，首先浮上心頭的，對許多人來說，多半與生命的價值或尊嚴有關。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的認定，生命的存在與延續有其內在價值，應被珍視與愛惜，不容任意侵犯；凡肆意踐踏生命之存在與延續者，既漠視生命之價值、又戕害生命之尊嚴，應受嚴厲的譴責。自殺──做為踐踏生命之存在與延續的一種方式──既全盤否定了自身的生命價值，復徹底羞辱了自身的生命尊嚴，斷不可任其蔓衍、腐化道德人心。

可惜的是，人們很難在所有情況下都堅守這樣義正辭嚴的立場，若固執的以此理由反對自殺，只能顯出自己的偏見，以及對人世間的無奈缺乏同情的理解。舉例來說，人們通常不會苛責自衛殺人，但若純粹以生命之存在與延續論尊嚴、不問其他，則因自衛之故而剝奪暴徒的生命，同樣否定了暴徒生命的內在價值，也同樣羞辱了暴徒的生命尊嚴，沒道理得到寬容。要避免如此違反直覺的結果，我們似乎只能在以下兩種選項中擇一以從：(1)我們或許應該承認，即使生命有其內在價值與尊嚴，剝奪生命之舉有時並不會否定此一價值，更不會踐踏其尊嚴，或者，(2)我們承認生命沒有內在價值，一個人的品德、作為或處境才是他的生命是否有價值、有尊嚴的關鍵。然而，不論我們做何選擇，我們都已經承認：總是有一些自殺不會有否定生命價值與尊嚴的質疑。若有人因不願見到自殺能通過道德的考驗，強硬堅持毫不妥協的內在價值觀，那麼，不但自殺在禁止之列，自衛殺人、安樂死、死刑也都在禁止之列。但是，除了死刑外，其他三者之所以撼動人心、爭議不絕，很大一部份原因，在於生命之無可奈何常常只能以生命之終結來解決。面對倒懸之危、急、苦、難，人力徒呼負負之際，譴責、禁止僅存的最後抉擇，非但無濟於事，更恐違背道德關愛維護人性之初衷。

當然，支持生命具有內在價值的人，不會認為上述論證足以否定他們的立場。他們可以輕易指出：自殺與其他各種類型的剝奪生命的行為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殺己，後者殺人──因此不能類比。就算有些殺人的案例沒有否定生命價值與尊嚴的疑慮，自殺仍不能免於此種指責。他們可以引用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論點，來替自己辯護。康德認為，人性之所以有價值與尊嚴，在於人具有理性的能力，能替自己的生命設定目標與原則，並以之指引自己的生活。這個理性的能力，乃是無條件的善，也是人的行為能夠具有道德價值的原因。當人運用這一理性的能力，自主的為自己樹立起應該遵循的道德法則，則依這些道德法則之指引而採取的行為，就具有道德的價值，反之則不然。在康德看來，自殺不但抹滅人性，也根絕了道德價值之來源，必然違反道德義務之要求，為道德所禁止。

然而，康德這個論證，雖然乍看起來強而有力，其實也有難以避免的困難。請考慮以下情況：假設超人克拉克被邪惡的末日魔注射了無解的藥物，將在三十個小時後發作，使原本正直、扶弱濟傾的超人變成嗜血、暴虐濫殺的怪物。經過二十幾個小時徒勞無功的解毒嘗試後，克拉克面臨兩個選擇：繼續尋找，期望在僅剩的一小時內找到解藥；或利用這段時間取得所藏克里普頓石，讓自己的身體失去刀槍不入的超能力，然後自爆身亡，確保自己不會危害他摯愛的地球人。請問：若克拉克決意自殺，他是否違反道德義務之要求，應當受到譴責與干預？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他的自殺抹滅了自己的人性、根絕了道德價值之來源，但在這個抹滅與根絕中，我們仍然看到了高貴情操的彰顯，一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典型範例。換句話說，康德的主張太強，未能替某些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自殺保留理論空間。

克拉克的自殺之舉，之所以為道德所許可，乃是基於以下兩個因素。首先，無論自殺與否，克拉克的生命即將消逝，而且，在所餘不多的生命中，無法找到挽救生命的方法。其次，克拉克生命的延續，只會對他人的人性帶來危害，而沒有任何助益。為了尊重他人的人性，提早終結自己即將消逝的生命，並無可議之處。若此說成立，則我們可以依此類推，在具有這兩個因素的所有案例中，自殺在道德上都是可被許可的選項。康德之誤，在於失之武斷，未能考慮此類可能發生的情況。

更有甚者，反對者可以繼續指出更多為康德所忽略的可能性。譬如，在一些情況中，雖然個體生命之存續並不會危害他人的人性，但是，個體生命之維繫却是如此卑微痛苦，以致於非但其存在全無尊嚴而言，受盡折磨的個體甚至不能設想，除了對抗苦難，生命還有什麼其他目標或選擇。若人性的尊嚴與價值，如康德所言，取決於人能自由的設定目標並自主的立定達致目標所必須遵守的規範，那麼，不能自由的設定目標、同時也不能自主的立定規範的人，其人性其實缺乏應有的尊嚴與價值。此時，自殺乃是一解脫之道，不應為道德所禁止。

誠然，康德的理論仍然可以被用來反對因一時想不開、或心血來潮之類的自殺，但他的理論竟然會容許各式各樣的例外狀況，這一事實已經足以令反對自殺者另尋禁絕之途。一個逆向思考反對自殺的論證是：如果因為苦難使人們精疲力竭、無法自由的設定目標與自主的立定道德規範，就認定自殺可被容許，那麼，人類社會將面臨災難性的危機。試想為病痛折磨至形銷骨毀的絕症患者。他們之中，固然有厭世、不欲繼續忍受苦痛者，但也有意志堅定、不輕言放棄者。如果我們同意厭世之人的自殺在道德上可被許可，甚至立法保障他們提早終結生命之願望，那麼，不輕言放棄之人將遭到莫大的壓力。經年累月照顧他們的家人，在承受不住愁雲慘霧、不可承受之重擔後，可能有意無意之間就流露出希望他們盡早歸天的冀望；他們的朋友，或許仍能維持表面上的親近，噓寒問暖照舊偶爾為之，然而，在這些朋友的臉龐、眸子深處，不經意間就閃過不解、懷疑的神色──不解他們為何如此堅持，懷疑他們自私、不顧家人感受。原本重孝道、講究天倫的社會，一夕之間，可能就充滿猜忌、埋怨甚至針鋒相對的粗鄙語言，人情之澆薄與對立，成為糾纏不散的陰魂。

這樣一種擔憂，當然並非無的放矢。很多時候，人們都遠遠高估了自己對於苦難的承受能力。尤其，當苦難並非直接發生在自己身上，而是降臨在我們責無旁貸、甚且真心關愛的親人朋友身上時。此時，我們的掙扎與付出，並非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幸福，而是為了紓解至親好友的倒懸之苦。為了切身的生存與幸福，我們自然樂於付出且勇於堅持，但為了親人朋友，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久病床前難有孝子，再親再深的情感連結，也不易抵擋經年累月犧牲奉獻的消磨，遑論追名逐利的世間，那些為了個人財富、名位與權力的自私自利之徒根本對這種情感連結嗤之以鼻。若我們在道德上容許厭世之人自殺棄世，其結果將大開方便之門，迫使那些身受苦難但不輕易放棄之人，曝露在周遭自覺或不自覺、蓄意或非蓄意的期望或操弄中，進而讓他們被迫「自願」提早結束生命。在反對自殺者看來，這種虛矯、被迫的「自願」，必然伴隨著道德的敗壞與社會風氣的淪喪，萬萬不可任其發生。

然而，為了避免大開方便之門而禁止自殺成為人生的選項，等於強迫身受苦難、缺乏尊嚴的人繼續活在苦難與羞辱之中，也等於強迫克拉克以及其他同樣身處艱困處境的人違背自己的情感與道德信念，要他們面對不願面對、無法承受的結果，要他們變成自己無論如何不願變成的人。為了避免道德敗壞與社會風氣淪喪，卻要犧牲這些無辜的人選擇提早結束生命的權利，不見得符合正義與道德的要求。況且，任何一種立意良善的制度或設計，都有遭到誤用或濫用的可能。要避免誤用、濫用，只能設法改善制度與設計，而非因噎廢食，廢止整個制度與設計。這意謂，作為一種讓受苦或身陷困境的人保有尊嚴的最後辦法，自殺不但不應被全面禁止，還應得到適當的肯定與保障。道德的體系，一方面必須發展出種種機制預防自殺之誤用與濫用，另一方面也需強調自殺在無可奈何的人生處境中存在的價值。可以想見，自殺之誤用與濫用難以透過道德體系之端正而根絕，受苦者的求生意志與照顧者的生活壓力間的拉鋸與衝突也不會就此消失，但道德的敗壞與社會風氣的淪喪，卻全然可被防範。是的，容許自殺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它不會惡化問題，也比禁止自殺更尊重人的生命，理當受到支持。

反對自殺的人，或許會批評我們過度在意不幸者的苦難與羞辱，而置其他人、事、物於不顧。對不幸者的親人朋友來說，摯愛之人自殺亡故，除了悲傷心痛，亦難免感受到死亡所帶來的指責、嘲弄與羞辱。一片真心、盡心盡意的照顧，換來挽留不住的決絕；自殺不但將真情棄如敝屣，肆意踐踏糟蹋，也帶來蝕骨的悔恨與懷疑。懷疑自己做的不夠多、不夠好，懷疑自己的情感與付出從未被放在心上，懷疑摯愛之人的自殺是一明目張膽的公然指控，讓所有人都得以對自己指指點點，讓自己成為笑柄或譴責的對象。自殺並非單純的提早終結不幸的生命，自殺同時蘊涵著對至親好友的傷害；因為至親好友不應受到這種傷害，自殺應被禁止。反對者如是說。

問題是：（1）自殺並非總是指責、嘲弄與羞辱。若意圖自殺者在事前充分溝通，讓親朋好友免去情感、歉疚與懷疑的囓噬與折磨，此一反對意見就無用武之地。（2）即便意圖自殺者不能在事前做好溝通，即便指責、嘲弄與羞辱無法避免，此一論證也不能用來反對深受苦難折磨的不幸者自殺。想想看，為了不讓受苦者的親朋好友感到遭受情感、歉疚與懷疑的囓噬與折磨，就要剝奪他們選擇最終的解脫之道的權利，要他們繼續活在悲慘的生活中，豈是真正關心愛護受苦者，真正符合公平正義？只怕受苦者的親朋好友也不會同意這點。況且，一旦自殺不再是道德的禁忌，自殺的權利受到尊重，親朋好友感受到指責、嘲弄與羞辱的機會與程度都會大幅減少。至於失去摯愛的傷痕，在少了這些複雜的干擾因素後，也較易為時間所療癒。從自殺會傷害親朋好友，推論不出所有自殺都應當被禁止。

一些反對者或許會同意自殺不見得給不幸者的親朋好友帶來什麼傷害，但堅持自殺應當為道德所禁止。在他們看來，自殺不過表現出一種軟弱與屈從，絲毫不值得肯定與尊重。誰的生命沒有橫逆、困頓與挫折？僅僅因一時的不順遂而想不開固然是軟弱的表現，因無解的痛苦折磨而放棄生命同樣好不到那裡去。生命應當奮發昂揚，若不得奮發昂揚，至少應以反抗的姿態，橫眉冷眼以對生命中的無常。正是這種奮發昂揚與橫眉冷眼，能讓為人夫、為人子者，在橫逆困頓中盡力扮演好為人夫、為人子的角色，承擔起應該承擔的義務與責任。一旦我們同意自殺在道德上可被允許，我們就失去了要求人們奮發昂揚與橫眉冷眼的基礎，而讓軟弱、屈從與逃避成為人生的選項。是以，反對者期期以為不可在道德上容許自殺。

這個反對意見固然展現了令人敬佩的生命態度，但有幸擁有並保持這種生命態度的人，卻不宜過度膨脹這種態度，將之視為放諸四海皆準、所有人都應一體遵守的道德準則。如果橫眉冷眼以對無常所展現出來的強韌堅毅是一種美德，知其不可奈何而提早結束無可留戀的人生未必就是軟弱、逃避。人生中應當盡力扮演的角色，以及應當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不該是永遠不能卸下的枷鎖與負擔。對平凡眾生而言，當生命本身在某些時刻成為不可承受的沉重，放下負擔、提早終結生命，等若解除枷鎖、獲得解放。若一定要譴責這一放下與解放，不啻將個人的價值判斷強加於他人身上，除了顯示出自矜自喜的自以為是外，亦流露出冷酷無情的剛硬心腸。換言之，生命之存續與否，事屬個人抉擇，與道德無涉，不當為此譴責他人軟弱、逃避。

當然，一些曾經因為他人自殺而權益受損或被迫承擔責任的人，或是旁觀、自以為中立的第三者，可能難以同意自殺純屬個人抉擇。他們會問：若自殺純屬個人抉擇，他人全無置喙餘地，受拖累牽連之人豈不冤枉，只能自認倒霉？然而，因為權益受損或被迫承擔責任而譴責自殺者軟弱、逃避責任，其所譴責的，嚴格說來，並非自殺這一抉擇，而是自殺所造成的責任之逃避或轉嫁。若造成責任之逃避或轉嫁者並非自殺，而是不告而別、不知所終的逃亡，受害者仍然可以譴責逃亡者軟弱、逃避責任。相對的，若自殺者在結束生命之前，已經盡力將所有份內之事處理妥當，確保沒有人會因自己的死亡而權益受損或承擔責任，那麼，就沒有人可以指責自殺者軟弱、逃避責任。由此可知，自殺與否並不是重點，責任之逃避或轉嫁才是。即使權益受損或被迫承擔責任之人確實可以譴責自殺者軟弱、逃避責任，他們所譴責的是責任之逃避或轉嫁，而不是自殺；自殺仍然屬個人抉擇，與道德無涉。

最後，一些社會或國家意識強烈的人可能會主張：自殺之所以該受道德譴責，是因為自殺者罔顧社會與國家的栽培，平白浪費投注在他們身上的資源。這些資源若非浪擲在他們身上，原可用來扶危濟傾、造福弱勢，或用來培養有能力、也有意願為國家社會付出貢獻的人，至少，這些資源可用來營造一更友善親和的環境，讓活著的人更有機會獲得幸福的生活，而非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然而，這個乍聽之下言之成理的主張，其實是一個極端嚴苛的反對意見。依照相同的邏輯，終日汲汲營營，追逐私慾之滿足，全然不以國家社會為念之人，固然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在學時不認真學習、畢業後學非所用之人，也不能免於責難。的確，包括誤入歧途的浪子，相夫（妻）教子（女）的家庭主婦（夫），遠離塵囂的隱逸之士等，都有浪費國家資源的事實，因此也在譴責之列。這是多麼令人驚愕且嚴苛！其嚴苛之處在於：僅僅因為曾經身受國家社會栽培，個人便不該懶惰懈怠，不該犯錯迷惘，不該放棄國家社會培養的專業，不該選擇自認的幸福生活。我們理當質問：為什麼？憑什麼國家社會的培養具有如此無遠弗屆的權威？放在自殺的議題上，問題同樣尖銳：憑什麼國家社會的培養可以禁止受苦者訴諸最後的手段解其倒懸之苦，強迫受苦者繼續活在難以承受的苦難中？國家社會培養每個人，目的不是讓每個人都可以過幸福美滿的生活嗎？為什麼最終的結果卻本末倒置？要避免這些困難的問題，唯一的辦法是承認：即使誤入歧途的浪子、相夫（妻）教子（女）的家庭主婦（夫）及遠離塵囂的隱逸之士確有浪費國家資源的事實，但我們有充分理由不因此譴責他們。只是，如此一來，我們只怕也有理由不因自殺者浪費國家資源而給予譴責。

to be continued...